。 “无事，不过是咬破了嘴唇。” 李世民抹去了嘴角的一抹血迹，对着房玄龄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担心。他用舌头抵了抵刚刚咳嗽时不慎咬破的唇，眼中是一片暗沉。 他是能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人；是拥有众多人杰才子的秦王；是正在与五姓七望的世家子弟暗中争斗的当代帝王。 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张公谨……贞观群星熠熠，可以说是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人才将之撑起。 在不远后的未来，曾参与玄武门事变的武将侯君集多次认为李世民封赏不公，口出怨言，李世民却不对他加以处罚。就算是侯君集已经和人相约，意欲谋反，事泄后李世民仍旧以“两人相证，事未可知”的理由不对他作出处罚，还仍旧把他的画像列入凌烟阁之中。 对于人才，李世民竟能如此“爱之深”。 ——所以他的胸中，氤氲着对李隆基、李林甫君臣的暴怒。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杜甫对此次落第十分痛苦，他悲愤不已的不只是自己不能一展才华，还是因为他心中那位圣明帝王的形象被撕碎了，他从想象中那个清明神圣的朝堂落入了凄凉惨淡的现实。 此后，他在长安四处干谒，但是无果。“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长安的十年人间，杜甫走的分外艰难。 公元748年，杜甫给左丞韦济写了三首诗干谒诗，分别名为《赠韦左丞丈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还给亲戚萧郎中作了一首干谒诗，名为《赠比部萧郎中十兄》。 公元749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国后入朝，杜甫作《高都护骢马行》，借马来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同年冬天，他又写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同样是表达了自己一展才华的愿望。 公元750年，杜甫给驸马、翰林学士张垍作干谒诗《赠翰林张四学士》。 公元751年，正月晦日，杜甫作《乐游园歌》，从个人身世之慨写到时世之叹；同年，适逢李隆基想要举行三大祭典——祭老子庙（太清宫）、祭李氏家庙（太庙）、祭南郊（天地诸神）。杜甫精心构思，为李隆基献上《三大礼赋》，在朝中引起轰动。 后来的杜甫回忆此时，写下了“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的诗。的确，杜甫纵横四溢的才气令李隆基感到很惊奇，诏令他“参列选序”，待制集贤院。但是可惜的是，无论是因为李林甫因为之前“野无遗贤”的事实而从中作梗，或者因为唐朝守选制度而不得不等待，在这一年，杜甫仍然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官职。 公元752年，杜甫作干谒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鲜于仲通与杨国忠勾结，是杜甫厌恶痛恨的对象，但是杜甫受生活所迫，仍要干谒于他。 公元753年，杜甫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公元754年，杜甫生活长期潦倒，却又不见任用，心中非常焦急，于是这一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的干谒诗，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田九判官梁丘》、《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赠陈二补阙》等，来祈求一个官位。 杜甫是痛苦的。在他流传千载的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这样写道：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好诗！” 王珪不禁高叹一声，击节称快。他抓着身边的同僚，也不看是谁，就说道：“之前就听光屏说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时我心中暗自忖度，不知是什么样的诗作可以出现这种名句……现在看来，这句诗放在这里，简直就是浑然一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又把作诗概括的多么准确啊！” 【少年时的杜甫是多么快活！家境富足，父亲又有权在手，他作的赋料想可以与扬雄这样的人物匹敌，写的诗看起来就如曹子建一般类似。李邕、王翰这样的人物请求与他相识见面，愿意选择和他作邻居……那时候的杜甫自以为才学相当杰出，很快会做大官！ 可惜，杜甫的理想横遭冷落。 ……在长安，几乎每年杜甫都有干谒诗现世，而“长安居，大不易”，随着杜甫家境的日渐贫穷和每一封干谒信的了无下文，杜甫越加急躁。终于，他等到了朝廷的官职，回头看去，竟然已经在长安困受整整十年。 而在这十年中，杜甫经历了生计无着、沦为清客附庸、罹患肺病、雨灾米贵不得不借住舅家，过着“日籴太仓五升米，焉知饿死填沟壑”的生活……在这十年的最后一年，杜甫的幼子竟被饿死。 ——公元755年，这一年，杜甫44岁。在本年的十月，他终于盼来了朝廷所授的官职，河西县尉。 “县尉”一官要做的本职工作是：逼役、催赋、判案。杜甫的好友高适曾作诗，说县尉一职是“躬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足可见这个官位压迫劳苦大众，是对于有志之才、有德之人的摧残。 杜甫以肺疾不能远赴蛮荒为由拒受县尉之职。很快又改授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这一年的十一月，杜甫前往奉先县探视家人。 而就在杜甫探家的时候时，一件事的发生，不仅改变了杜甫的下半生，同样也在一瞬间改变了大唐。 ——安史之乱爆发了。】 最近时运多艰啊，电脑又坏了，连不上网，啧啧啧… 第46章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多种诱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唐初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隋末，连年战争和暴. 政使得中原大地人口锐减，赤地千里，史载有云“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贞观初年远征高昌时，仅仅因为朝廷从河西征调兵粮，竟使得百姓慌忙隐逃，可见社会的衰败。 为了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唐初以来广泛地推行均田制的土地制度——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国家给没有土地的百姓或流民田地，让他们耕种，税赋上交国家，在一定年限后，部分土地可以归其所有。 李隆基即位前，大唐的人口已经从唐初的二百多万户增长到九百万户，翻了有三倍多。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来进行分配，但是事实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田地却在渐渐减少。 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