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便会想用手捂住面孔，因为她在我们面前羞愧难当。 我思考：设想老小姐会羞耻是多么有趣，她要对自己的红耳朵负责吗？她会不会无动于衷地耸肩？ 不会。她不会耸肩。她会羞愧。 当一个人直视旁人眼中的自我时，她首先感到的不是无所谓。也不是愤怒，而是不安。这种不安往往被引导成羞愧。 不过以老小姐这样的性格来说，即使她被人指认，抱怨她赤|身|裸|体不够协调，她也会恶狠狠地，以站在她背后的权势，咄咄逼人来硬要旁人承认她裸|体的权利。 不过，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插曲。 这里的插曲是亚里士多德《论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插曲，在他看来，在世间万种事物中，最糟糕的就是插曲。 插曲是游离于整个因果链之外的，不产生任何事情的，不是任何前提条件的必然结果插曲可以省略，在人物的一生中，插曲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 或许在真实的乌姆里奇女士看来，我与她的相遇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插曲；不单这个插曲在她人生中占据微乎其微的地位，而且乌姆里奇禅精竭虑要阻止我在她的世界中起到动因作用，小心谨慎地将我置于她的传记之外。 然而，亚里士多德也好，乌姆里奇也好——很抱歉我将这两人相提并论——她们都没有掌握这种相对性： 没有人能够保证，插曲的突发事件并不包含有朝一日突然发生的、对一系列结果起关键作用的潜在力量。 或许有朝一日，即使他们已经死去，这一天仍旧会到来。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补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任何插曲不会预先注定永远是插曲，因为每一事件，即使是最无意义的，都包含以后成为其他事件起因的可能性。 就像是握起笔写申论的那个下午；劝告与承诺的晚餐。 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故事，一个经历。头如同地雷，大半永远都不会爆炸，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越不起眼的，往往成为越致命的。 --------------------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下班的路上，我总是在想：是什么令我变得庸俗了？ 阳光照在大楼的玻璃上，反射出的二手光在我的视网膜上放声大笑。少年时期可怖的噩梦与幻想成长到青年已经变成抽象的线条画，手已经不存在，只有剪刀、虚线以及被裁开的人形。 乌干达的民主令人厌恶，分析它的民主更让人厌恶。然而工作才是最可笑的，我的工作使客户大部分时候都会对我撒谎，每年都在失去业务，每年都有新的谎言。T先生与F先生令人难以忍受，S先生的业务报价也令人呕吐，H也是一样。倾轧到最后，哪怕被吃得一干二净，也能在二手的东西里酣睡度日。 第189章 同等 ====================== 我与乌姆里奇女士再次交锋是在一个温和的下午。那时候我正在与诺特讨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 萨尔瓦多和他的妻子卡拉在晚年享受过一只兔子的生命。他们驯养它，后来，兔子就与这对夫妻一起生活，他们形影不离。等到他们要出远门的前一天，为如何安置这只兔子，他们谈论到很晚。 因为一只兔子参与到旅程很难，而将它托付给别人也是很难。兔子在身边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将它交到别人手上——哪怕是最熟悉的朋友，它也会轻易地死了。 兔子见不得生人。 等到第二天早晨，萨尔瓦多看着报纸，卡拉准备早餐。他一直感到十分愉悦，直到餐盘里出现那块兔肉。 他顿时从餐桌上起身，跑进盥洗室。他希望能够将他的老朋友——忠诚的、依赖的、有着皮肤一样柔软毛发的朋友吐进脸盆里。而卡拉恰恰相反。 她对于能够将爱放进自己身体里感到兴奋。这种与身体亲密接触的感觉远胜于肉|体爱情，相比起来，那不过是隔靴搔痒。 诺特认为它是病态的，而我认为这是罪恶的。 萨尔瓦多也好，卡拉也好，他们都是罪恶的。但是，是什么使他们变得令人同情、令人恐惧？ 晚年的生活逐渐转向慢镜，大多数老人已经开始享受生活。萨尔瓦多也是如此。他温和地爱着每一个人——也包含自己身边的“兔子”。可是，如果有一份奇怪的交友准则，要求他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关心自己每个朋友的鼻子，并定时为他们擤鼻涕，那他会宁可自己没有这些个朋友。 欧洲人的爱显得如此奇特，基督将大部分的法律与爱理都颠倒了。他们会说“爱上帝，做你希望的事。” 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里，个人灵魂的善恶变得主观：如果某人的灵魂中充满爱，一切都会好得不能再好。这个人是善良的，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 大多数时候，活在审判时代的人喜欢认为“真正的爱永远有理，哪怕它错了”，至于我，我喜欢说：真正的爱往往是不公正的。哪怕在某一刻，我也会觉得：爱高于一切，先于牺牲、先于祈祷。 出于感情、肉|体，以及某种精神上的依赖，我们得出结论：爱是至高美德。 《论上帝之城》说：爱使我们对尘世失去知觉，使我们内心充满天堂；因此，爱用于摆脱一切罪恶。 基督世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爱可以使人无罪。这种犯罪的理论意在考虑被告的感情： 某人要是为了金钱，冷静地杀一个人，那他就没有任何借口；若是某人因为冒犯而杀一个人，那他的愤怒（受害人的过错）为他赢得减罪的条件，处刑会轻一些；最后，若是某人在受到伤害的爱的感情趋势下，在痛苦、嫉妒、深爱中杀了人，陪审席上的人会同情，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为那人，对受害者判最重的刑。 如果能够借助爱，那么一切的动机都会变得合理化，因为物质世界坚硬刻板，而精神世界柔软多变。无人知晓除自己之外的另一人心中想着什么，他们对于爱的理解又是什么。 等到了法庭上，这种理解又变成最佳辩护。 我认为萨尔瓦多有罪，卡拉亦如此。 “但是你无法提出更有利的解决方案，派丽可，等待兔子的每一个结局都是死亡。”诺特说。 他说得没错。在一个无法与之和谐相处的世界里如何生活呢？兔子是愚蠢的，它不会对驯养它的夫妻抱有任何期待，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道德上的谴责。这就是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和欢乐当成自己的痛苦和欢乐的人的存在方式。明知不属于他们一员，它这样如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呢？ 乌姆里奇小姐就是这样挤进我与诺特